三要突出诉前调解，前端化解纠纷。法庭是法院派驻到老百姓家门口，时时刻刻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司法派出机构，要协同专职调解员、特邀调解员走访乡村社区，走到田间地头，区分矛盾类型，深入实地，找准处理方案，能动调解办法，精准化解纠纷。
受访专家表示，调解解决金融纠纷，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纠纷扩大，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信誉，为吸引更多投资和创新提供有利条件，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系列金融纠纷调解案例，能够为金融从业人员提供借鉴。通过分析和总结不同类型的金融纠纷案例，梳理规律特点，为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指导。
一是房屋买卖合同深层次矛盾纠纷类型增加。因房地产市场活跃度的原因，且在法院加大诉源治理、诉前调解、联动调解等措施的作用下，近两年来，全市法院受理的房屋买卖案件数量在整体递减，但受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错综复杂及阶段性政策调控机制的影响，与过去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的“两金”争议（即逾期交房违约金和逾期办证违约金）占绝对比例的现象相比，房屋买卖纠纷中涉深层次矛盾及新类型争议不断涌现。比如：受疫情影响延迟交房；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购房者断供悔买产生的确认合同无效、解约纠纷；房屋质量问题、配套设施建设引发的质量异议；房屋销售行为不规范、代理销售权限不确切引发争议等。
近三年，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平台纠纷类型和数量主要与辖区平台企业的业务类型、总量和市场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纠纷涵盖直播网购、在线预订、知产纠纷、平台法定义务履行、平台内纠纷争议解决等多种类型，且具有纠纷主体多元化、纠纷跨地域性、纠纷内容类型化等特点。
为高效化解涉众型金融纠纷、更好地服务投资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站式”证券纠纷化解平台——“深证易”于近日正式上线。该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审判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民法院、金融机构、权利人等相关方在线交互，对金融纠纷实现智能化、批量化处理，推动“一站式”多元化解。
长宁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共同发布十起诉前调解典型案例，涵盖传统类型民商事纠纷以及数字经济、金融创新等新业态引发的新类型纠纷，包括金融借款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平台治理衍生纠纷、预付式消费纠纷、离婚和关联纠纷等，具有突出的区位特色和时代特征，积极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在纠纷类型方面，银行业纠纷主要集中在借贷、投资理财、银行服务三方面。据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李艳红不完全统计，信用卡纠纷是金融纠纷的一类重要诉源；在金融纠纷涉及主体方面，既有法人也有自然人；在纠纷内容方面，呈现案件事实复杂的特点，解纷人员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扎实的法律基础以及经济学功底。
证券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纠纷，其特征在于天然的群体性。一起证券虚假陈述所涉及的投资者往往数以万计，这就决定了，为解决个体纠纷而设计的“一案一立”“一案一审”“一案一结”的单独诉讼制度无法适应群体性纠纷的需要。审判实践中，应当从社群主义出发，实现纠纷解决的规模化和裁判标准的统一化。
织密行业“自治网”。吴兴法院大力推进类型化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调解组织优势，与区砂洗协会、区织里童装商会等40余家行业协会建立协同合作机制，组建由法官、企业代表、商会会长构成的“1+1+1”调解团队，针对童装等类型化矛盾纠纷进行诉前化解，形成“行业纠纷行业解”格局，推动类型化案件前端化解、批量压减。
“通过示范案件的先行审理判决，实现群体性纠纷和类型化纠纷适用法律和裁量标准的统一，提升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并推动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本辖区解决。”北京三中院立案庭庭长侯军进一步解释道，“按照案件的不同类型、特点、批次分类过滤批量案件，优先处理可调解案件，有序处理应判决案件，由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化解，必要时由一、二审法院共同进街道进社区进行释法调解，借助示范判决机制持续做好当事人释明引导工作，有效降低成诉率。”
坚持能动司法，深化诉源治理。立足主城区金融纠纷总量大、新类型纠纷多、化解难度高、资产处置复杂等突出特点，双桥区法院坚持巩固拓展一村一法官、一社区一法官、一校一法官“三个一”工作机制成效，努力从源头上减少金融诉讼案件增量。
丹棱县被誉为“中国桔橙之乡”。针对桔橙产业纠纷易发多发问题，丹棱县人民法院探索形成首发纠纷马上调、区域纠纷包干调、异地纠纷线上调、疑难纠纷联动调、类型纠纷示范调“五调融合”工作法，有效化解了涉农产品纠纷。相关工作经验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针对在矛盾纠纷类型、经济要素、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城乡差异，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结合桥西区域特点，推动机构、人员、纠纷化解工作“下沉”社区、行业、学校，在辖区17个街道设立了“法官工作站”，联动人民调解、律师调解、民警调解，“抓前端、治未病”，将司法服务向源头延伸、向基层延伸，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2、了解基金类型首先，投资者需要了解基金的类型，以便确定自己的投资目标。基金可以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其他类型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基金类型。
一是探索完善先行调解机制。认真落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司法厅关于协同推进矛盾化解工作的意见》，加强释明引导，推动当事人优先选择人民调解化解邻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及征收补偿等9种特定类型纠纷。2023年推动人民调解成功化解纠纷300余件，有效减少诉讼增量。
2021年，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丁某等315名投资者诉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与全国首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顾某等投资者诉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民事判决的生效，标志着证券领域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式落地。本文即从两案的审判实际出发，谈谈如何在证券侵权群体性纠纷中准确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
其次，在证券纠纷的事中控制阶段，投保机构要积极介入证券纠纷，根据上市企业的违法性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纠纷的规模态势等因素对证券纠纷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选择最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和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角色。此外，为了避免不同程序中可能存在角色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保障纠纷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同一纠纷的实体解决过程中，投保机构原则上只能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调解人与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二选一”。因此，对于不适宜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投保机构要积极引导证券纠纷的当事人达成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合意，“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经济纠纷的常见类型。在我国，经济纠纷主要包括合同纠纷、债务纠纷、股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这些纠纷的产生往往涉及到法律、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妥善处理。
其中，因劳动合同解除引发的纠纷占比达到63.5%，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这类案件呈现当事人复合诉请增多、群体性纠纷明显增多、新类型新情况不断涌现等特点，具体表现为追索劳动报酬、加班费、赔偿金等多重诉请叠加，群体性纠纷多集中在餐饮行业、零售批发行业、人力资源行业等中小微企业领域。此外，新业态用工中算法规则产生的劳动者用工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新类型问题也引发关切。
